《科创板日报》7月7日讯(研究员 田箫)近日,知名歌手李玟因抑郁症离世,这让社会大众在震惊与悲痛中,更多地关注到了心理健康议题。
就在不久前,大模型明星企业光年之外联合创始人王慧文,因身体原因离岗就医及休养,有传闻称,王慧文因创业压力过大而患上抑郁症。经济学者任泽平也在近期发文称,自己曾“走在抑郁的边缘”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,特斯拉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目前也正在使用小剂量的氯胺酮来治疗抑郁症。
当抑郁、焦虑等心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“流行病”,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社会,也逐渐意识到了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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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心理健康直接影响经济效益
全世界范围内,心理健康都日益成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。联合国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(SDGs)中,“目标3”明确提及,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和福祉。
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的一项分析发现,员工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。据估计,精神不健康的直接和间接成本,每年占全球GDP的4%,比癌症、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成本总和还要高。
另有数据显示,不良的心理健康使雇主每年因缺勤、休假(不适当地使用假期)、出勤(员工在不应该工作的时候来上班)和不必要的人员流动而花费2000美元。目前,抑郁症和焦虑症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。到2030年,精神疾病预计将使全球经济每年损失6万亿美元。
去年6月,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一位分析师预言,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身心健康与福利待遇,将成为企业在衡量ESG议题与风险时首要考虑的因素。
不仅如此,亦有业界人士直接指出,应该将ESG扩大为ESHG,即加上健康(Health)维度,以提高企业对员工健康的关注程度。
跨国金融服务公司法通保险(Legal&General)首席执行官奈杰尔•威尔逊撰文指出,在ESG评估中,环境影响是相对容易衡量的。如碳排放、森林砍伐、废物管理和水的使用,都是可以量化评估的有形因素。在治理问题方面,也可以通过量化高管薪酬、非白人和非男性董事会成员的代表性、政治捐款和大规模诉讼来进行问责,所有这些都可以简化为量化数据。
但在社会部分,相比之下,其包含了更多非定性因素,如员工的性别和多样性、数据安全、客户满意度、人权以及国内外的公平劳动实践。由于这些更无定形的因素更难用数字来衡量,"S "因素很容易在ESG目标中被忽略。
奈杰尔•威尔逊指出,出于这些原因,强调可衡量的社会因素,如公共健康,就显得更加重要。如果能将ESG扩展为ESHG,资本流动将更具包容性。
衡量员工心理健康困难重重
在新冠疫情期间,企业已越来越注意到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,企业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关怀并不容易。
首先,由于心理健康是一种主观体验,作为第三方的企业很难从外部衡量及检测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。同时,员工的心理健康可能会受到许多其他方面影响,而不仅仅是工作时间。另外,在衡量员工心理健康程度时,面临的个人隐私问题也十分棘手。
创立了“小熊创意法”的社会企业家李以诺在采访中表示,雇主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,像铺“护垫”一样,确保当员工出现心理健康危机时,公司的结构与政策能提供某种程度的缓冲。员工合约中也应该包括医疗保险、员工援助计划与抑郁症或其它心理疾病相关病假等福利保障。
此外,请了病假之后返回工作场所的员工也可能需要额外的照料,如企业可以先减轻他们的工作量。雇主也应意识到,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员工,行为可能有些反常,他们一些失礼的表现,可能是抑郁的症状。同时,员工也应为自己的心理安全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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